陈撄宁:太平经的前因与后果

前 言

《太平经》是《正统道藏》太平部中第一部经,也可以说是三洞四辅诸道经中最古的一部, ( 周秦诸子不算在内 ) ,原书共一百七十卷,残缺甚多,现在所存者不满五十卷 ( 《太平经钞》在外 ) ,而且字句脱误,篇幅错乱,读之尚未终卷,即感觉苦闷。五十年前一般的读书人并不知有《太平经》这个书名;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的学者们垒喜欢考订古籍,也未曾注意到此。唯一的原因,就是除了《道藏》而外, 《太平经》别无单行本,而《道藏》又保存在国内少数的几个大道观中:不肯轻易供人阅览,所以这部书就埋没无闻。自从公元 1925 年涵芬楼影印《道藏》出版后,《太平经》才渐渐地受到研究家的重视。

现代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一千八百年以前的古道经,无论如何努力,总嫌格格不入。公元 1912 至 1914 年,我借住上海白云观,看原版《道藏》(此时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尚未出世),对于残留的数十卷《太平经》不感兴趣,仅粗枝大叶的浏览一遍,没有多费时间; 1940 至1942 年,第二次在上海看影印版《道藏》,又碰着《太平经》,勉强耐心翻阅过两遍,仍是索然无味,只好把它放弃; 1959 年住在北京中国道教协会,第三次看《太平经》,这次下了一个决心,不惜时间,不怕困难,从头到尾细看,同时并参考有关的书籍,才识认了《太平经》在历史上和道教上的重要性。

今将管见所得,先写上几条大纲,然后再依次作补充的说明。

大 纲

第一、 《太平经》是个简称,是于吉的《太平青领书》和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两种的混合物,作于东汉时代,比较其它道经最先出世,若要研究道教经典来源,此书应该首屈一指。

第二、 东汉的《太平经》又脱胎于西汉的《天宫历包元太平经》,此书当初只有十二卷,因为秘密相传,日久年深,漫无稽考,传经者各自运用手腕,逐渐地使它篇幅扩大,数量增多,遂成为后来的一百七十卷之钜著。

第三 、西汉的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,又是根据秦汉之交燕齐一带海上方士所传授的资料而编写出来的,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以谈天说地、名重诸侯的齐国稷下人驺衍。

第四、 有了《太平经》,就产生了黄巾张角的 “太平道”。东汉灵帝来年,张角等发动数十万人起义 ( 其中大部分是穷苦的农民 ) ,虽不幸失败,但间接的为他人造成了机会。此后群雄并起,共逐汉鹿,曹操更以受降黄巾为终身事业发轫之始,魏、蜀、吴三国遂由此开基。

第五、 有了《太平经》,就产生了天师张道陵的 “五斗米道”。他的孙子张鲁用“五斗米道”治理汉中,闭关自守,独霸一方,不参预他方的混战,别处受战祸的难民都以汉中为避难所。张道陵的曾孙张威,于西晋时迁居龙虎山,一姓传统六十三代,历史经过一千八百年,可谓宗教界中特殊的现象。

第六、 “太平道”和“五斗米道”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,但因地理上和人事上的关系,彼此结果遂大不相同。于吉往来都市,招摇过分,致遭孙策之忌,柱作牺牲,死得没有价值;张道陵隐居深山,避免众害,专心研究古代的修炼方法,并为后世道教建立一个深远的基础。张角所发动的群众,都在平原,无险可守,容易被人击破;张鲁所占据的地盘,形势巩固,易守难攻,暂时足以自保。张角以行道为手段;以革命为目的,推翻了封建统治的局面,结果曹氏篡汉,天下三分;张鲁以政治为手段,以行道为目的,只谋地方一时期的安全,最后见机投降,专务道业。

大纲的说明

汉朝有三种太平经

道经创造的时代,大概都在魏晋以降,而三种太平经则出现于汉朝:

(1) 《天宫历包元太平经》十二卷,传经者为西汉成帝时人甘忠可 ( 根据《前汉书第七十五卷。李寻传》。成帝年代当公元前 32 一前 7) ;

(2) 《太平洞极经》一百四十四卷,传经者为东汉顺帝时人张道陵 ( 根据《道教义枢第二卷.七部义》。顺帝年代当公元 126 一 144) ;

(3) 《太平青领书》一百七十卷,传经者为与张道陵同时的人于吉 ( 根据《后汉书第六十卷襄楷传》 ) 。

以上第一种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,在当时算是禁书;世难得见,东晋《抱朴子内篇.遐览》篇中只列《包元经》一卷,或是原书的残余;第二种 “太平洞极经”,在六朝梁陈间,孟安排作《道教义枢》时,尚未说它亡佚,到北宋真宗天禧年间,张君房作《云笈七签》时,才说“今此经流亡,殆将欲尺”,后来就更无影踪了;第三种《太平青领书》,即是今《道藏》中残缺不全的《太平经》,此书所言,不外乎天地、阴阳,五行、干支、历数、气运、灾异、鬼神、仙真、男女、邪正、善恶、贫富、贵贱、寿夭,以及国家的治乱兴衰、人事的吉凶祸福,并无后世道经中那些佛道混杂的名词和荒诞无稽的论调,还保持了初期道教的朴素面目,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的情况和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。

两种太平经之异同

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、于吉的《太平青领书》,都说是老君所授,而且都在东汉顺帝时代出现,这两种书的名称和卷数虽不一致,内容大概是相同的。今考《道教义枢·七部义》和《云笈七签》第六卷,有同样的记述如下:

(1) “太平者,此经以三一为宗”。此言《太平经》的宗旨,修身以精、炁、神三者浑而为一,治国以天、地、人三者合而为一,故曰,三一为宗。

(2) “然其卷数或有不同”。此言《太平经》的卷数或多或少,不是一律。

(3) “甲乙十部,合一百七十卷,今世所行”此言于吉的《太平经》,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,每部有十七卷,十部共为一百七十卷,是当时所通行的。

(4) “按《正一经》云,有《太平洞极之经》一百四十四卷”。此言张道陵的《太平经》比较于吉的《太平经》少二十六卷。

(5) “甲乙十部,是周赧王时老君于蜀授琅琊干吉 ( “于吉”在道书上多作“干吉” ) ,至汉顺帝时,宫崇诣阙,上其师干吉所得神书百七十卷,号《太平经》 ”。此言于吉的《太平经》是老君所授。这是道书上惯用的神话,而且周赧王至汉顺帝,其间相距四百多年, 更不足信,我们只能以宫崇诣阙上书的时代为凭 ( 宫崇上书事见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末段 ) 。

(6) “《洞极经》者,汉安元年,太上亲授天师,流传兹日”。此言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也是老君所授。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,都是人的手笔制造出来的。 ( 汉安元年是东汉顺帝丰号,即公元 142 年。 )

(7) “此之二经,并是威明治道、证果、修因、禁忌、众术也”。此言于吉的书和张遗陵的书内容性质相同。

两种太平经之混合

根据以上所引《道教义枢》和《云笈士签》之说,并参考《后汉书·襄槽传》,可知《太平洞极经》和《太平青领书》都出现于汉顺帝时代,为什么到了北宋时就一存一亡 ? 我想这两种书的名称虽然不同,卷数虽有多有少,实际上无甚区别,既有卷数多的一种行世,那个卷数少的一种就渐渐地归于自然淘汰了。

明《正统道藏》中残留的《太平经》提到 “洞极”之说者,已有二十几处,可以证明这两种书名异而实同,今择要列举如下:

(1) “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、地文、人文、神文,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《洞极之经》”。 ( 《太平经》第四一卷.第五十五章 )

(2) “今天师言,乃都合古今河洛神书善文之属及贤明口中诀事,以为《洞极之经》,乃后开辟以来灾悉可除也”。 ( 《太平经》第八十八卷·第一百二十九章 )

(3) “使众贤明共集次之,编以为《洞极之经》,因以大觉贤者,乃以下付归民间”。 ( 卷数章数同上 )

(4) “卷投一善方,始善养性之术于书卷下,使众贤诵读,此当为《洞极之经》竟者”。 ( 卷数章数同上。第一个 “善”字与“良”字同文,所谓善方即更方;第二个“善”字与“缮”字同,即缮写之义。 )

(5) “令其群贤共定案之,……去其邪辞,以为《洞极之经》”。 ( 《太平经》第九十一卷。第一百三十二章 )

(6) “愿问天地何故一时使天下人共集辞策及古今神圣之文以为《洞极经》乎 ? ” ( 卷数章数同上 )

(7) “故今天遣吾下,为上德道君更考文教,吾都合之,从神文圣贤辞,下及庶人奴婢夷狄,以类相从,合其辞语善者以为《洞极之经》,名为皇天洞极政事之文也”。 ( 卷数章数同上 )

(8) “故施《洞极之经》,名曰太平,能行者得其福”。 ( 《太平经》第一百一十二卷。第一百八十八章 )

(9) “故教人拘校古今文,集善者以为《洞极之经》。……故教训人君贤者而勃戒之,欲令勤行致太平也”。 ( 见《太平经良钞·辛部》 )

(10) “故念吾为真人作道,其大也则洞至无表,其小也则洞达无里,尊则极其士,尊629则极其下,……然吾乃为太平之君柞经”。 ( 洞极二字之义,此处说得很明白。见《太平经》第九十八卷·第一百五十七章 )

(11) “右天怨地咎,国之害征,立《洞极经》文”。 ( 《太平经》第九十一卷·第一百三十二章 )

(12) “大集聚政事,考本天地之根,以除天怨地咎、国之害,立《洞极经》”。 ( 见太平经钞己部 )

除以上所引各条而外,《太平经》中含有 “洞极”二字的文句尚不少,几十卷残经中已是如此,推测当日一百七十卷完整无缺的《太平经》演讲“洞极”之说者必定更多,因此可知于吉的《太平青领书》和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这两种书是分不开的,若非一书二名,就是于吉的书已把张道陵的书吞并在内而加以融化了。再者,张道陵一派,自称“天师”,这个尊号当有来源,今观现在残留的太平经中, “天师”和“真人”互相问答之辞,随处可见,足以断定此经和张道陵有密切关系。

甘忠可创造太平经

《前汉书第七十五卷·李寻传》: “成帝时,齐人甘忠可诈造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十二卷,……以教重平夏贺良、容丘丁广世、东郡郭昌等,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,下狱治服,未断,病死。贺良坐挟忠可书,以不敬论。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”。哀帝建平二年 ( 公元前五年 ) 贺夏等以左道乱政罪皆伏诛,我想其人虽死,其书未必能够完全消灭,由西汉成帝到东汉顺帝,中间经过一百几十年,十二卷的《太平经》逐渐发展为一百七十卷,也是可能的。

还有关于传经人和受经人的乡里一事也值得研究:

(1) 造十二卷《太平经》的甘忠可是齐人,西汉齐郡即令山冻省临淄县一带,东边与寿光县接壤。

(2) 得一百七十卷神书的于吉是北海人,东汉北海国即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北一带近渤海处,西边与临淄县接壤。 ( 神书即《太平经》,又名《太平青领书》。 )

(3) 于吉得神书的地点是曲阳,即今江苏省邳县,西北面与山东省连界,汉时属东海郡。

(4) 诣阙上神书的宫崇是琅琊人,汉之琅琊即今山东省东南边界近黄海处,海滨有琅琊山,秦始皇曾在此山留住三个月之久。

(5) 甘忠可的信徒,如夏贺良是重平人,丁广世是容丘人,郭昌是东郡人;考前汉书地理志,重平县属渤海郡,容丘县属东海郡,东郡属兖州,这些地力都在燕、齐境内。

根据以上诸人乡里关系,我认为于吉的神书是脱胎于甘忠可太平经,而甘忠可的书又是燕、齐海上方士们所流传的旧说从新改编,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人驺衍。 ( 驺衍亦作刍衍,稷下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城外 )

驺衍五德论之继承

(1) 汉司马迁谓驺衍 “深观阴阳消息,而作怪迂之变、终始大圣之篇,十余万言,……称引天地剖判以来,五德转移,治各有宜,而符应若兹”。 ( 节录《史记卷七十四·孟轲传》 )

(2) 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 《前汉书·郊祀志》同言: “齐威、宣之时,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( 注云:今其书有五德终始,五德各以所胜为行,秦谓周为火德,灭火者水,故自谓水德 ) ”;又言:“驺衍以阴阳主运,显于诸侯 ( 注云:今其书有主运,五行相次转用事,随方面为服 ) ,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, 不能通 ”。

(3) 西汉甘忠可遂继承驺衍五德终始之说造《太平经》, “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,当更受命于天”。后来夏贺良等复继承忠可之说,对哀帝言:“汉历中衰,当更受命,成帝不应天命,故绝嗣。今陛下久疾,变异屡数,天所职谴告人也。急宜改元易号,乃得延年益寿、皇子生、灾异息矣”。 ( 引号内语句见《前汉书·李寻传》 )

(4) 东汉襄楷又继承甘、夏之说,当桓帝延熹九年 ( 公元 166) ,诣阙上疏,言琅琊宫崇所献于吉神书 “专以奉天地、顺五行为本,亦有兴国广嗣之术,而顺帝不行,故国胤不兴,孝冲、孝质,频世短祚”。 ( 见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 )

总观以上诸说,差不多是一个系统。驺衍当日既然著书十余万言 ( 《汉书艺文志》有 “邹子”四十九篇、“邹子终始”五十六篇 ) ;游说齐、梁、赵、燕各国,名震王公 ( 《史记·盂轲传》云:王公大人初见其术,惧然顾化 ) ,必有不少的传人,甘忠可生长在驺衍故乡,更容易觅取驺衍遗留的书籍而加以改造, 因此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遂出现于世。甘忠可、夏贺良等死后,《太平经》一书必定被其它信徒们宝为秘传,私相授受,为了配合时代的需要,书中不能不陆续地添入许多新资料,质虽未变,而量已大增;后来东汉的于吉又生长在甘忠可的故乡 ( 驺衍、甘忠可,同是山东临淄县人,子吉是山东寿光县人,二县东西连界 ) ,必是得着历年以来逐渐增广的太平经而更加扩充之,因此遂有一百七十卷之钜著。

驺衍遗说之影响

西汉甘忠可、东汉于吉的书都是战国时代驺衍的一脉相传,除以上所列举各项事证而外,在今日残留的《太平经》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。《史记·孟轲传》略述驺衍之说云: “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( 后来我国常自称为神州,本于此 ) 。赤县平州内自有九州,禹之序九州是也,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,乃所谓九州也,于是有裨海环之 ( 裨海即小海 ) 。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、如一区中者,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,乃有大瀛海环其外,天地之际焉 ”。 ( 《史记》这一段文章很不易懂,今特详细的加以解释:驺衍说,中国虽大,但和天下相比就觉得甚小,不过八十一分之一而已。中国叫作赤县神州。中国境内原有九州,即当初大禹王所划分的,虽有州的名称,但不具备州的条件,不能算是九州。中国境外尚有八个州,也和赤县神州一样,连中国算,就是九个,这才称得起九州。九州之外有小海环绕。凡是叫作州的,必有界限,人类和兽类彼此两方都不能交通,好似客在一区之中,若具备这样条件,才可以称为一州,九州皆是如此。若就大处说,九个州也自成一个大区,因有裨海在九州外面环绕,更不能和别处相通。象这样有裨海环绕的大区也有九个,每一个大区内皆有九州,九九共有八十一州。八十一州之外再有大瀛海环绕,大瀛海之外已经是天和地相连接之处,其大无外,不可测量了。 )

以上仅是驺衍一家之说,在别种古书上都未会见过;他所说天下有九个九州,共为八十一州,中国是八十一州中的一个州,也与现实状况不相符答。今观《太平经》中却有类似驺衍的论调,如第九十三卷 “国不可胜数诀”篇中云:“中部有八十一域,次其外复一周;天下有万国,乃远出到洞虚无表”。此处所谓 “八十一域”,等于驺衍说的“八十一州”,此处所谓“次其外复一周”,等于驺衍说的“有大瀛海环其外”;此处所谓“洞虚无表”,等于驺衍说的“天地之际”。再者,司马迁批判驺衍之书,谓“其语宏大不经,……然要其归,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。”今观现在残留的《太平经》,其中有些辞句虽不免依托神人之言,然究其宗旨,仍注重伦常道德,倡导君明、臣忠、父慈、母爱、子孝、妻顺、兄良、弟恭、人人乐善,以求天祐而致太平。统观前后诸说,可见《太平经》是受了驺衍遗书的影响。

黄巾张角与太平经的关系

《后汉书卷六十·襄槽传》末段云: “初顺帝时,琅琊宫崇谐阙,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 ( 原注:神书即今道家。《太平经》也,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,每部一十七卷 ) ,号《太平青领书》,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,而多巫觋杂语 ( 观音锡 ) ,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,乃收藏之,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”。据此,可知张角的太平道根源所在。

《后汉书卷一百一·皇甫嵩传》言:张角的徒众 “皆着黄巾为标帜;……角称天公将军,角弟宝称地公将军,宝弟梁称人公将军”;这种标帜和称号都是和太平经有关系的。嚷楷早已说过:“宫崇所献于吉神书,专以奉天地、顺五行为本”,按五行衰旺顺序,火衰,土必代旺,汉朝是以火德王,汉运既衰,代汉而兴者必是土德,土色黄,故着黄巾,以表示顺五行之意。

太平经中又言: “天以道治,地以德治,人以和治。天地人三相得,乃成道德。天主生,地主养,人主成。上士法天,其道乎;中士法地,其德乎;下士法人,其仁乎;非此三统道德仁,非为太平之君矣”。此外言天地人三种关系者’在经文中触目皆是,未能悉举。张角弟兄三人以天公、地公、人公为称号,必是由太平经而来的。

黄 巾 起 义

《后汉书卷八·灵帝纪》: “中平元年春二月,钜鹿人 ( 汉有钜鹿郡,在今河北省界内 ) 张角,自称黄天,其部师有三十万 ( 按此句当作 “其部帅有三十六方”。原文“师、万”二字错误 ) ,皆着黄巾,同日反叛 ”。 ( 此事在公元 184 年 )

《后汉书卷一百一·皇甫嵩传》: “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,奉事‘黄老道’,……遣弟子八人,使于四方,以善道教天下,十余年间,众徒数十万,连结郡国,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( 东汉全国十二州,仅有益、凉、并、交四州未受波及 ) ,遂置三十六方,大方万余人,小方六七千,各立渠帅。 ……诸方一时俱起,……州郡失据,长吏乡逃亡,旬日之间,天下响应,京师震动”。看史家记述黄巾起义,声势如此浩大,应该有所成就,但因缺少革命的经验,结果不免失败,而东汉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,终至灭亡,张角等最初高举义旗;代表广大农民群众,打倒封建恶势力的愿望,后来总算是实现了。

曹操与黄巾的关系

后汉中平元年 ( 公元 184) 曹操虽然带兵打过黄巾,但以附隶在皇甫嵩军队之下,不起主要作用,事后只博得一个东郡太守官阶。初平三年 ( 公元 192) 青州黄巾百万,攻入兖州,曹操以少数兵力,出奇设伏,屡次制胜,受黄巾降卒三十余万、男女百余万口,收其精锐者,号为青州兵 ( 此时张角弟兄三人已经死了八年,这些黄巾虽号称张角的同党,其实还是一般的饥饿流离的民众 ) 。曹操本苦兵少,一旦得到这许多降卒,军容突然大威,因此遂由东郡太守跃升为兖州牧 ( 兖州即今山东省西北部连河北省西南部在内。东汉时兖州有国三、郡五、城八十、人口四百万左右。东郡是兖州五郡中之一郡,东郡太守等于清朝的知府,兖州牧等于清朝的督抚 ) 。

后汉建安元年 ( 公元 196) ,曹操又进讨汝南、颍川黄巾,收降其众各数万人,朝廷遂拜操为镇东将军,封侯爵;此后步步高升,为司空、为丞相、为魏公、为魏王;假使当时没有黄巾,曹操就不能取得这样地位以发展他的雄才大略,因此可以说,他一生的事业是黄巾所造成的。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功或有罪,或功罪各半,这些问题与太平经无直接关系,本篇暂不讨论。

建安二十五年 ( 公元 220) 曹操殁,曹丕遂自称天子,继之刘备称帝于蜀 ( 公元 221) ,孙权称帝于吴 ( 公元 222) ,汉朝天下遂分裂为三国。 ( 魏国共 46 年,蜀国共 43 年,吴国共 59 年,后来三国皆统一于西晋。 此章详情见《后汉书·灵帝纪·献帝纪》、《三国魏志·武帝操传·文帝丕传》、《蜀志·刘备传》、 《吴志·孙权传》。 )

有了《太平经》,而后才有张角的 “太平道”;有了“太平道”,而后才有黄巾起义,黄巾自身虽无所成就,但反面的助长了曹操的威势;有了曹操之扫荡群雄、挟天子以令诸侯,而后才有曹丕之颠复汉室、取帝位而代之;此事距张角等最初起义时不过三十 六年,可见这部 “太平经”在历史上的重要关系。

张鲁在汉中大行五斗米道

《三国魏志卷八·张鲁传》:张鲁,字公祺,沛国人 ( 沛国即今江苏省徐州北面的沛县 ) ,祖父陵 ( 即张道陵 ) ,顺帝时 ( 公元 126 — 144) 客于蜀,学道鹤鸣山中 ( 山在今成都西面大邑县 ) ,从受道者,出五斗米 ( 因此当时称为 “五斗米道” ) 。陵传子衡,衡传于鲁 ( 张鲁是张陵之孙 ) 。鲁据汉中 ( 即清朝陕西省汉中府所辖区域 ) ,自号师君,其来学者,皆教以诚信不欺,有病自首其过 ( 等于后世宗教家所谓忤悔之意 ) ,大都与黄巾相似 ( 原注引典略云:东方有张角,汉中有张修,角为太平道,修为五斗米道,修法略与角同。裴松之云,张修应是张街之误。愚按,张衡是张道陵之子,即张鲁之父,虽奉行五斗米道,但同时另有一人叫作张修,也是五斗米道;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: “中平元年秋七月,巴郡妖巫张修反,冠郡县”。原注:“张修号为五斗米师”。据此可见张修和张衡本是二人,非误 ) 。犯法者先加三原 ( 先经过三次宽免其罪 ) ,然后行刑。不置长史,皆以祭酒为治 ( 在本道中有资格者名曰祭酒,用他们管理行政事务 ) 。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 ( 义舍是给行路人休息的小屋 ) ,悬置米肉,以给行旅,食者量腹取足 ( 义舍内有米有肉,让人尽量吃鲍,不收费用 ) ,民夷便乐之 ( 百姓和夷人都戚觉这件事很便利,大家都很欢乐。那时所谓夷人,即今日的少数民族 ) 。雄据巴汉,垂三十年 ( 巴是巴中郡, 即今四川省北面的南江、广元、昭化、剑阁、通江、巴中、苍溪、闲中、南部等县;汉是汉中郡,即今陕西省南面的佛坪、留坝、凤、洋、沔、略阳、城固、褒城、南郑、西乡、宁羌、镇巴等县。垂三十年,即将近三十年,从公元 188 至 215 ,实际只有二十八年 ) 。韩遂、马超之乱,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 ( 事在汉献帝建安十六年,即公元 211 年。关西谓函谷关之西,即河南、陕西二省交界处,该处难民逃奔到张鲁所管辖的区域来避难,大家都认为汉中是安全地方 ) 。以上节录《张鲁传》拜《后汉书·刘焉传》,所以字句微有异同。详情见二传原文及裴松之、李贤二注中。

《后汉书·献帝纪》:“建安二十年 ( 公元 215) 秋七月,曹操破汉中,张鲁降 ”。又《张鲁传》拜《刘焉传》皆言,张鲁降后,曹操侍以客礼,拜为镇南将军,封阆中侯,邑万户;鲁五子皆封列侯 ( 万户侯是侯爵中之最大者,其次几千户或几百户不等,每户应纳的租税皆归封侯者所有,但土地和人民仍属于国家 ) 。

五斗米道传为道教正一派

考南来人所编篡的《历世真仙体遣通鉴》,得知张鲁五个儿子的名字;他的第三子名盛,字元宗, “历宫奉车都尉、散骑侍郎,封都亭侯,尝喟然欢曰,‘吾先世教法,常以长子传授,而诸兄皆不娶,可使至此遂无传乎! ’西晋永嘉中 ( 公元 307 — 312) ,夜望大江之东有瑞气彻天,谓其妻曰, ‘是可以成吾丹矣。乃弃官南游,至鄱阳郡 ( 即今江西省鄱阳县一带地方 ) ,望之曰, ‘近矣’。即山行五日,至一处,山岭秀丽,登而喜曰,‘吾得之矣。’山顶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,乃昔日炼丹修养之地,遂就其井灶左右结庐。居一年,妻卢氏来寻之,遂与同居此山,得一子。居九年,丹成,一日尸解而去。人呼其山为龙虎,子孙多居山之东北。” ( 龙虎山在今江西省贵溪县西南,两山相对,形势一如龙昂, 一如虎踞,有古时丹井丹灶及飞升台遗址;又有上清宫,俗名天师府。 ) 按望气和成丹尸解诸说,疑是作者有意附会,恐不足信,但因原文是如此,不便删改,故照录之。

龙虎山为道教正一派发祥之地,自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迁来此山后,世世安居,曾未移动,今已传王六十三代。我国人的家世谱系常嫌中断,无法稽考,若求一姓家谱相续不断者,除山东省曲阜县孔夫子后裔而外,就要数到张天师了。

五斗米道和太平经的关系

张道陵是东汉沛国人,这个地方即今江苏省沛县;再往东南,即是邳县,汉时名为曲阳,于吉的神书得于此处。沛、邳二县相距很近,因此,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和子吉的《太平青领书》可能是一个来源,所以他们的道法也大概相同。关于洞极之说,在今日残留的太平经中有不少的资料,本篇已择要列举如前,此外还有一件事更能够证明 “五斗米道”和《太平经》的关系:

《后汉书·刘焉传》和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二注中都说,张鲁的政治 “依月令春夏禁杀;又禁酒,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”。今按春夏二季,生气当令,禁止屠宰,是体天地好生之德,尚不难理解,但钦酒非杀生可比,何故也要禁止 ? 就因为他是一个笃实奉行《太平经》教义者,所以把饮酒、造酒都当作罪恶。

《太平经》第六十九卷有云: “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,其治反乱,其官职名战斗而致盗贼,……故当断酒”。

《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·饮酒缘》 ( 此书在《道藏》洞玄部戒律类 ) 引《太平经》云: “真人问曰,‘凡人饮酒洽醉,狂咏便作,或即斗死,或相贼仿,或缘此奸淫,或缘兹高堕,被酒之害,不可胜记。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,一日之间消五谷亿万斗斛,复缘此致害,连及县宫,或使子孙呼嗟,上感动皇天,祸乱阴阳,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。如何故作狂药以相饮食,可断之否 ? ’神人曰‘善哉!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,从今以往,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 ( 汉时一斗约等于今日的二升 ) ,笞二十 ( 笞音痴,等于清朝刑罚打二十下小竹板子 ) ;二斗,杖六十。 ( 敛酒二斗者,以大木棍打六十下 ) ;三斗;杖九十;一斛,杖三百。以此为数,广令天下,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,必不敢为,其中愚人有犯即罚,作酒之家亦同饮者 ’ ( 造酒者与饮酒者同罪 ) ”。

观以上太平经文,可知张鲁禁酒是有所根据,不是单凭自己意思创立教条。前已证明于吉的《太平青领书》和张道陵的《太平洞极经》是分不开的,现从禁酒这件事上着想,更能够断定两种书是二个来源,所以《张鲁传》中说,鲁的道法与黄巾相似,而《典略》所记载 “五斗米道”与“太平道”种种作用,彼此也没有多大差别。 ( 《典略》原文见《后汉书·刘焉传》注和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注中所引 )

张鲁避免太平道的名称

张鲁的道既然和张角一样,都是由《太平经》产生出来的,为什么张鲁不用 “太平道”这个名称,而叫作“五斗米道” ? 原因就在于他的志愿和张角不同。张角领导数十万黄巾起义,要想推翻汉朝的统治;而张鲁只希望在当时全国混乱之中维持局部的安全。张鲁占据汉中一块地盘,实际上已不受朝廷节制,但表面上仍算是国家官员之一 ( 《后汉书·刘焉传》云: “朝廷不能讨,遂就拜鲁为镇夷中郎将,领汉宁太守,通其贡献”。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亦同此说 ) ,所以他要避免与黄巾同样的名称,虽然他也奉《太平经》为圣典,却不肯自己承认是 “太平道”,人家无法称呼,只好撇开教义不管,按照事实代他取个名子,直叫作“五斗米道”;或见其独霸一方,就呼为“米贼”;或见其道中有鬼卒、鬼吏之名,就称为“鬼道” ( 米贼、鬼道,皆见张鲁本传 ) ,这些都是不体面的称呼;后世所谓天师道、正一派、龙虎宗几种名称,比较用得合适,而且好听得多了。

五斗米道不是剥削

有人说,“五斗米道”取费太多,非一般人所能负担,未免近于剥削。我说,今日如果要论断这件事,应先了解当时当地社会实际情况:

(1) 汉朝升斗之量最小,不能和今日的量制同等相看。清朝名医徐灵胎所作《医学源流论》中有一篇论《古今方剂大小》,他说, “余亲见汉时六升铜量,容今之一升二合”,按这个此例折算,可知汉时的量制等于今日的量制的五分之一,那时一井升等于今日二合,一斗等于今日二升,五斗只有今日一斗,不为过多。

(2) 当时汉中居民超出十万户以上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,百姓不忱贫乏,五斗米还能负担得起。

(3) 出五斗米也是听各人自愿,以此为受道者入门的表信,或作为祭酒们祈祷的酬劳,并非强迫行事;若真要剥削敛财,以张、鲁当日的威权,尽有其它各项抽捐加税的方法可行,不需要玩弄这种花样。

(4) 张鲁治理汉中,特别注重《太平经》所谓生、养、施三德政中的一个 “施”字,使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旁,以便行旅,又把些米肉放在义舍中,任过客自由饱食,不取膳费,象这样博施济众,当然是靠平日五斗米的储蓄而来,否则从何处得到许多粮食 ? ( 以上二、三、四项皆详见《刘焉传》和《张鲁传》拜两传的小注中

(5) 我们把剥削罪名加在张鲁身上,虽不合实际情况,若说他在那里制造迷信,他就无可推托了。但要晓得一千七百年以前的社会,迷信是很难破除的,当时稍有一点作为的人,都想利用他人的迷信来做自己所认为应该做的事业;即如黄巾起义,也是张角利用太平道,才能够发动数十万群众,倡导革命先声;张鲁亦复如此,只是两人目的不同而巳。

孙策杀于吉

张鲁同时的人勇于破除迷信者,即孙权之兄孙策。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言孙策杀于吉一段故事,今照原文录之如下:

“时有道土琅邪于吉,先寓居东方,往来吴、会 ( 即今江苏省吴县和浙江省会稽县 ) ,立精舍,烧香,读道书,制作符水以治病,吴、会人多事之 ( 两地人民冬奉于吉为师 ) 。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,吉乃盛服 ( 于吉身上穿着华美的服装 ) , 杖小函,漆画之,名为仙人铧 ( 铧即鈇锹,上装长木柄,可以掘地,后世游方道士常有携带此物作挖掘药草之用,名为方便铲。于吉那时又在长木柄的另一头挂了个漆画的小匣子,大概是他的药箱 ) ,趋度门下,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,掌宾者 ( 招待员 ) 禁呵不能止,策即令收之 ( 孙策令人捉拿于吉 ) ,诸事之者,悉使妇女入见策母,请救之。母谓策曰, ‘于先生亦助军作福,医护将士,不可杀之’。策曰,‘此子妖妄,能幻惑众心;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,尽委策下楼拜之,不可不除也’ ( 孙策廾三岁已封侯爵,所以他自视为君,而视诸将士为臣。于吉由楼下经过,诸将士撇开孙策不管,跑到下面去迎拜于吉,因此孙策怀恨,一定要杀他 ) 。诸将复连名通白事,陈乞之 ( 诸将士连名上呈文,请求赦免于吉 ) 。策曰, ‘此子已在鬼箓,勿复费纸笔也’。即催斩之,悬首于市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,而云尸解焉,复祭祀求福 ( 一班信徒们还不认为于吉是真死,说他灵魂借此脱离肉体成仙,大家又祀他,求他降福给各人 ) 。 ”

孙策手下这些将官,迷信的程度太深,原不足怪,而孙策本人虽自命为破除迷信 ( 孙策训将士,有 “焚香、读邪俗道书,此甚无益,诸君未悟”一段话 ) ,我看他也不彻底。他自从赌气杀了于吉之后,心中总未免怀有鬼胎,时常见到于吉显灵,因此神经错乱,竟不得善终。本以破除迷信称雄,结局仍然死于迷信 ( 《孙策传》注引《投神记》云:策既杀于吉,每独坐,彷佛见吉在左右,意深恶之,颇有失常,后治创方差,而引镜自照,见吉在镜中,顾而弗见,如是再三,因扑镜大叫,创皆崩裂,须臾而死 ) 。

于吉真假的问题

有人说,“孙策所杀的于吉是冒名,不是真于吉,因为他在东汉顺帝时代已为人师,再从那时算至建安五年,多则七十余年,少则五十六七年,如果于吉尚存,当有一百多岁,恐怕没有这样长的寿命。”我认为此说理由颇欠充分,世间活到百岁以外的人并非罕见,不能仅从年龄上辨别真假。于吉确实年龄究竟几何,后人虽无法推测,但晋朝虞喜作《志林》时,早已论及此事。他说:“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,白素朱界,号太平青领道,凡百余卷。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,于吉是时已近百年,年在耄悼,礼不加刑 ( 耄是老,悼是幼,古礼刑罚不加于老幼 ) , ……吉罪不及死,而暴加酷刑,是乃谬诛,非所以为美也”。今按于吉得神书这件事,大家都以《后汉书。襄稽传》为根据,《后汉书》是六朝刘宋时人范晔所撰,于吉死在东汉建安五年 ( 公元 200) ,《后汉书》成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,已在于吉死后二百几十年了;虞喜是西晋和东晋之间的人,距离于吉死时不过一百多年,他作《志林》时,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尚未出世,《志林》所言必另有根据,比较更为可信。当时文献充足,考证便利,设若于吉真假有问题,虞喜是晋朝一个博学家,自能辨别清楚,不应该胸无主见、人云亦云 ( 虞喜《志林》见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裴注所引 ) 。

我们生在虞喜之后一千六百余年,时代既不象晋朝和三国那样接近,考证的资料也没有当时那样丰富;各种遗书上虽也提到干吉 ( 即于吉 ) ,但惜所说并非一致,而且神话太多,不足以供考证,今日想要为于吉作辩护,事实上很感觉困难。《太平经》固然是由于吉传出,但于吉之死与《太平经》毫无关系,后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说来翻一千七百年前的旧案。孙策是三国时枭雄之一,少年狂妄,目中无人,他只晓得顺我者生,逆我者死,不懂什么叫作仁慈和法律,虞喜偏拿古礼去责备他,谓于吉罪不至死,年老不宜加刑,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之谈。

道儒两家对于吉的批判

宋末元初赵道一所编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中的《干吉传》 ( “于吉 ”在道书上多作“干吉” ) ,原文有一千余字,首言干吉祥得《太平经》时乃 “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” ( 公元前 27) 。末言 “孙策平江东,进袭会稽,见士民皆呼吉为干郎,事之如神。策招吉为客在军中’将士多疾病,请吉水辄差 ( 喷水到病人身上,病即愈 ) 。策欲迎献帝讨曹公 ( 时为汉献帝建安五年,即公元 200) ,使吉占风色 ( 占卜天气如何 ) ,每有神验,将士咸崇仰吉, ( 中有百余字,大意与《搜神记》相同,故不重录。 ) ……策遂杀之”。编者在本传后附以评语,今录如下:“道德经曰,‘夫佳兵者不祥之器,物或恶之,故有道者不处’。干吉乃致身军旅之中,而为孙策所杀,虽曰兵解也,然使干吉退藏于密,积行累功,又安知不证飞升之品乎 ? 后之学仙者当以处佳兵为深戒。 ”同时马端临作《文献通考》,在神仙书目《太平经》项下有按语云:“按顺帝至孙策据江东时,垂七十年,而于吉在顺帝时已为宫崇之师,则必非稚齿 ( 稚齿即幼年 ) ,度其死时当过百岁,必有长生久视之术,然亦不能晦迹山林以全其天年,而乃招集徒众,制作符水,袭黄巾、米贼之为,以取诛戮,则亦不足称也 ”。

观以上所引 “仙鉴”和“通考”两种批判,一是用道家的眼光来看于吉,说他违反老子佳兵不处之戒,致为孙策所杀,虽曰尸解,未证飞升;一是抟儒家的立场斥责于吉,说他不能晦迹山林,而乃招集徒众,自取诛戮,虽能长生,亦不足观。这两人意思都是怪于吉行为失检,而不怪孙策滥杀无辜,持论实非公允。关于年龄问题,在《仙鉴》上没有提到,我们仅从西汉河平二年 ( 公元前 27 年于吉得老君授《太平经》 ) 算至东汉建安五年 ( 公元 200 年于吉被害 ) ,已有二百二十七年了,他自己年龄最少应该有二百六七十岁,《仙鉴》作者赵道一,未尝因为年岁过高就说他是假的;《通考》作者马端临,测度于吉死时当在百岁以外,是从东汉顺帝时代算起,只认为他有长生久视之术,也不怀疑有第二人冒名,但说他 “制造符水,袭黄巾米贼之为,以取诛戮,”好象死罪是不可避免的,这显然是谬论,比较晋朝虞喜的见解差得远了。

张角张鲁于吉三人情况不同

就《太平经》的系统上说,于吉和二张虽共属一个道门,但就他们所经过的事迹上看来,即知张角和张鲁彼此所处的时局、所走的路线绝不相同,而于吉也不能和二张相提并论。

张角正当汉灵帝年代 ( 公元 168 —189) ,朝廷昏乱,阖竖掌握大权 ( 阖竖即宦官,普通叫作太监 ) ;党狱钩牵,忠良尽遭法网 ( 凡是反对宦官的人皆有罪,因一人之罪,牵连到父子、兄弟、亲族、朋友、门生、属吏,皆不能幸免,这样办法,当时称为“钩党 ”,因此被害者无数,详情见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及《宦者传》 ) ;更加苛捐杂税,层层盘剥;灾荒饥馑,民不聊生;张角乘此机会,领导黄巾起义,手段在发动群众, 目的在颠复汉室,志愿在顺天应人 ( 易经上说:革命是 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黄巾的标语是: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;”后来兖州黄巾又拾曹操书曰:“汉行已尽,黄家当立,天之大运,非君才力所能存”; 中平元年,黄巾起义,吕疆言于是帝曰: “党锢久积,人情多怨,若久不赦宥,轻与张角合谋,为变滋大,悔之无救” ) 。这次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以后,张角等虽遭不幸,而黄巾反日见增名,其故有四:一、黄巾化整为零,散布各处;二、黄巾溃败后与其它革命集团合并,仍以黄巾为号;三、有些集团本无革命思想,他们也冒名黄巾以壮声势;四、他股在当时原有许多自立名号,但外人弄不清楚,一概叫作黄巾。因此,《党锢传》中就说, “其后黄巾遂盛,朝野崩离”。

张鲁在汉献帝时所碰到的局面就两样了。汉运将要告终,枭雄同时并起,宦官已被歼灭,天子等于囚徒,战祸经年累月,民间十室九空,几人称帝称王,国内一团混乱 ( 曹操自夸曰: 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”。此语见《三国魏志·曹操传》裴注所引《魏武故事》中 ) 张鲁于此时占据汉中,手段在以教为政 ( 如《张鲁传》中所说: “其来学者,皆教以诚信不欺,有病自首其过;犯法者,先加三原,然后行刑;不置长吏,皆以祭酒为治”。这些办法,都是用宗教上的感化主义,代替政治上的措施 ) ,目的在保境安民,志愿在继承道教 ( 即张鲁的祖父张道陵所遗传的 “五斗米教” ) ,只求于万方多难之中维持一片干净土,暂时不受糜烂之灾,于愿已足,别无其它的奢望;有四点可以证明:一、拒绝群下尊称汉宁王号;二、不欲坚守关隘抵抗曹兵;三、封藏宝货仓库留给国家;四、始终接受朝廷官爵名义 ( 张鲁于公元 188 年攻取汉中,原是奉了益州牧刘焉的意旨行事,刘焉死后,其子刘璋,软弱无能,张鲁不愿承奉,璋遂杀鲁母及鲁弟,鲁因此叛璋独立,时在公元 200 年左右,后人就说张鲁于此年占据汉中,其实他在十年之前早已掌握汉中政权了, 至公元 215 年方归顺汉朝,首尾共计廿八年,各义上仍是一个汉宁太守,并未自立别种称号 ) 。

于吉平日的行为和他遭难的经过,史无明文,只有《孙策传》裴注所引《江表传》提及此事,本篇已节录于前,但裴注又引《搜神记》一段文章,比较《江表传》所说,颇不一致;裴注《三国志》完成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 ( 公元 429) , 距离于吉之死不过二百二十九年 ( 于吉死在公元 200 年 ) ,当时裴松之自己就说: “《江表传》、《搜神记》,于吉事不同,未详孰是”。今日距离裴松之作注的时代又过了一千五百三十年,更难偏信一家之说,只好再将《搜神记》原文录之如下,以充实参考资料。

《搜神记》曰: “策欲渡江袭许 ( “许”即许昌,是汉献帝都城 ) ,与吉俱行,时大旱,所在熇厉 ( 熇音郝,熇厉即酷热 ) ;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,或身自早出督切 ( 孙策有时亲自早晨出去切实督察 ) ,见将吏多在吉许 ( 这个 “许”字作“处”字解,言将士和属吏多在于吉之处 ) ,策因此激怒言: ‘我为不如于吉耶?而先趋务之, ( 意谓,我比不上于吉吗 ? 你们偏要去奉承他 ) 。便使收吉至 ( “收”.字作拘拿解 ) ,呵问之曰: ‘天旱不两,道涂艰溘,不时得过 ( 道路不能即时顺利通行。此指水路而言 ) ,故自早出,而卿不同忱戚 ( 责骂于吉说,你不和我们一同心焦 ) ,安坐船中,作鬼物态 ( 装模作样 ) ,败吾部伍 ( 破坏我军营纪律 ) ,今当相除 ( 不容许你存在 ) ’。令人缚置地上暴之 ( 畔人把于吉捆绑起来放在地上,让烈日去晒他 ) ,使请雨,若能感天日中雨者,当原赦,不尔,行诛 ( 日中即午时,若午时有雨,就可放他,若无雨,就要杀他 ) 。俄而云气上蒸,肤寸而合 ( 云气零碎集合 ) ,比至日中,大雨总至,溪涧盈溢,将士喜悦,以为吉必见原 ( 大家认为于吉可以免罪 ) ,并往庆慰 ( 往于吉处庆贺及慰问 ) ;策遂杀之 ( 孙策言而无信,仍把于吉杀了 ) ,将士哀惜,共藏其尸,天夜,忽更兴云复之 ( 夜间有云盖复尸体之上 ) ,明日往视,不知所在 ( 不见其尸何在 ) ”。

看上段记载于吉当时经过的情况,虽与前文所引《江麦传》不同,惟因孙策手下一班将士十分信仰于吉,遂招惹孙策的愤嫉,必欲杀之以泄愤,这些情况在两种记载上差不多是相同的。今日就事论事,孙策固然是擅用威权,滥杀无辜,而于吉当时偏要和孙策部下诸将土们混在一起,究竟他心中抱着什么目的了想要做些什么事情? 我们无法推测,因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,不象张角、张鲁等行迹光明、容易使人理解,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张作比较的论断。但是于吉和《太平经》也有直接的关系,而且死非其罪,史家又无明文详叙其事,故不嫌烦琐,将《孙策传》裴注所引两种不同的记载先后并录于此,以备观览,原文字句有简古之处,酌加语体解释,希望后来的读者得到一些便利。